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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冒着纷纷大雪到天山深处乔尔玛烈士陵园祭

作者:admin时间:2018-12-16 14:09浏览:
记者冒着纷纷大雪到天山深处乔尔玛烈士陵园祭奠英烈

安辛生,号仁岗,1902年出生在天津近郊上河头村(现天津市北辰区)一富裕农民家庭。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现天津市第三中学)。他关心时事,并常与高年级同学于方舟探求救国济民道理,初步树立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信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天津,安辛生、于方舟等青年热血沸腾,群起响应。在斗争中,安辛生开始显露出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此后,他与于方舟、韩致祥(麟符)、王隶华、王同华等人继周恩来组织“觉悟社”之后,又于1919年10月组织成立了“新生社”。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他们认真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来将“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辛生任委员。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天津反动当局的恐慌,查封了《新生》杂志,安辛生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备受非人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后来经过他父亲、姐夫和于方舟的多方营救获释。

安辛生出狱后,被迫回到老家上河头。1921年冬,安辛生根据当地群众要求,领导了反对当局无理收取“烧炭税”和“割头税”的斗争,迫使当局取消了税款。斗争的胜利,使当地群众对安辛生更加信任和爱戴。1922年春,安辛生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主任;同年秋,由罗章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6月,安辛生又参加了重建天津党组织的活动。7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安辛生任执委,负责海员与码头工人运动。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安辛生参与了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在“五一”、“五七”连续举行的声势浩大示威游行活动。

1924年8月初,安辛生响应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大联盟的号召,联络天津26个团体,成立了“天津反对帝国主义联盟”,并任委员长。随后,发表了《反帝联盟宣言》,表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把主要工作放在工人运动方面。安辛生、李培良等通过举办平民识字班,联系群众,帮助各工厂、码头建立基层工会。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安辛生立即组织天津反帝大联盟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宣言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1日,天津各界召开反帝示威游行大会,安辛生首先报告了上海惨案的详细经过,激起群众无比愤慨,讲话不断被口号声打断。6月5日,天津学界万余人罢课集会游行,声援沪案。安辛生代表全市学生在大会上宣读誓词:誓死与英日断绝经济关系,打倒帝国主义,联合弱小民族,实行民族自治。

为使反帝爱国斗争深入开展,安辛生与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人于方舟、江浩分头联络,于10日成立了代表全市80万民众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参与起草了联合会的章程、宣言和通电,并当选为联合会交际员、讲演员和监察员。

1925年7月18日,在安辛生组织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天津支部”在法租界长春大旅社成立,安辛生被选为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先期从香港到达天津的全体海员宣布罢工并发表声明,决心“与强暴的英国人反抗,非达最后目的誓不上工”。随后陆续到达天津的“顺天”、“朝阳”等轮500余名海员也加入了罢工行列。日商大连、大孤和英商怡和、太古4个码头的2000余工人也举行了同盟罢工,给英、日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为统一领导天津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1925年8月4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纺织、地毯、制鞋等20余个工会成立了天津总工会,安辛生任委员长。从此,形成了天津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坚强核心。

1925年8月9日,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总工会发动宝成、裕元纱厂2万余名工人为反对宝成资方苛罚女工余阿英案举行同盟罢工,军警与宝成纱厂工人发生冲突。中共天津地委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将罢工主要场所转到日人操纵的裕大。当晚,安辛生、吕职人等各界代表赶到宝成纱厂,同厂方达成复工协议。8月11日下午5时,裕大纱厂数千名罢工工人遭到奉系军阀李景林的残酷镇压,拘押了安辛生等各界联合会代表19人和400余名罢工工人,查封了天津总工会等群众团体驻所。

各界代表先被关在督察处,后转入第三监狱关押。在狱中,安辛生和其他共产党员李希逸、姬兆生、吕职人组成党支部,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狱中斗争。中秋节这天,他们买通看守,大家集中在一起,借过节之机举行联欢,谈理想、鼓斗志,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了自己的“俱乐部”。直到12月25日,国民军占领天津时安辛生等人才出狱。中共天津地委为表彰他们的革命精神,赠予每人“革命先锋”纪念章一枚。

1926年元旦,天津各界团体在南开操场集会欢迎国民军,安辛生到会讲演,表示要与国民军一道为打倒一切军阀而奋斗。在国民军驻津期间,安辛生参与组织和领导了7次大规模的集会和纪念活动,他们趁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组织天津总工会散发传单,号召被压迫人们遵照列宁主义,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2月4日,天津国民“讨张(作霖)排日会”成立,安辛生当选为常委。2月27日,安辛生、李井泉等受中共天津地委指派,在小刘庄裕元纱厂(今棉纺二厂)附近广场召开了2000余名青年工人参加的大会,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3月1日,在天津各界反英讨吴(佩孚)大会上,安辛生当选为委员。

1926年3月12日,日舰炮击大沽口,18日发生三一八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随即于3月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安辛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提出“抵制英日货”等13条议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暴行。3月21日,在全市“废约驱段”大会上,安辛生被推举为代表,向直隶督办孙岳和驻津总司令鹿钟麟请愿。

不料,第二天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整个天津城处于白色恐怖中。据此,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疏散暴露的党、团员,安辛生遂奉命于1926年夏调往上海等地工作。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查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杀害李大钊等革命领导人,中共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同年5月,安辛生参加中共五大后回到天津,不久被党组织调往北京,同蔡和森、王荷波一道从事恢复北方区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经过3个月的艰苦努力,北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顺直省委正式成立。9月22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顺直省委改组,安辛生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不久,待筹建北方局工作完成后,送他到苏联学习。但是顺直省委9月改组后,八七会议后出现的“左”倾已影响到北方局。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关于发动工农暴动的指示,发动全市党、团员公开走向街头搞“广告暴动”,传单、标语遍布全城。这一行动暴露了党的组织,中共北方局、顺直省委和北京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在敌人大肆搜捕的时刻,安辛生不顾个人安危,一面销毁党内文件,一面通知大家转移。10月21日,安辛生按约定时间赶到宣武门参政院旧址,向大家传达党的决定。当决定传达完,部分人员刚刚撤离时,京师警察赶到,安辛生等人不幸被捕。

在狱中,安辛生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无所畏惧。当他得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渤海叛变,向敌人告密了他的身份以后,便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是在孙中山先生联共的政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别的无可奉告。”敌人黔驴技穷,于同年11月21日,在京师法院地方看守所后门杀害了安辛生等18位共产党人。安辛生牺牲时年仅25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安辛生等18烈士忠骨安葬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和安辛生的遗孀董恂如抬着安辛生的遗骨坛走向墓地。1986年9月14日,安辛生的母校(现天津市第三中学)在校庆85周年之际,隆重举行了安辛生塑像揭幕仪式,邓颖超亲笔题写了“安辛生烈士纪念碑”碑文。

  “中欧2”“中欧轴心”或许还很远,但中欧更紧密的合作绝对可期。

作者:本刊记者 雷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7-28   最近中欧之间的互动异常频繁。7月5日至1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先后访问保加利亚和德国,出席在索菲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16+1合作”),以及在柏林举行的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7月16日至17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  大国外交、欧盟外交、欧洲次区域外交“三位一体”,是中国对欧外交的突出特点。也就是说,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中国整体上完成了一轮对欧外交实践。而且,近期中欧密集的互动,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美国对中国和欧盟同时发起了贸易战。欧盟、美国、中国作为世界排名前三的贸易、经济体,贸易战会如何影响三者间政策走向上的“排列组合”?  从中欧双边层面看,2018年是有着节点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也是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0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在目前特殊的国际背景下,中欧关系能否更上层楼??  历史契机  中欧关系的发展和调整,总是与历史的节拍高度吻合。1975年,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大背景是中美关系缓和,消除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第二年,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首次率团访华,中欧开始搭建制度性的交流、合作平台,随后中欧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经历短暂的观望,认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改革开放的路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欧盟在1995年出台《中欧关系长期发展政策》报告,提出与中国“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中欧关系向纵深拓展,1998年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应运而生。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欧盟发表首份对华政策文件,明确对华接触政策。2003年,中欧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是一个历史节点。彼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欧盟的1/3,双边贸易额已超过4000亿美元。欧盟在强调中国合作者与竞争者双重角色的同时,也更加凸显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战略伙伴角色。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突出在中欧关系上的塑造意愿。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诞生,标志着中国“三位一体”的对欧外交成型。对中国和欧盟来说,政策的调整都是应对中欧关系复杂、多维特点的需要。  在这轮调整还未最终定型之时,英国脱欧了,特朗普当选了。现在已经没人还会以为这些现象只是历史的插曲了。英国脱欧的影响、特朗普外交的冲击,预示着世界格局将经历深度重构。对于欧盟来说,不仅继续推进一体化承压,跨大西洋关系也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历史的节点再次出现。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中欧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方面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中欧在面对单边主义时的做法也有共同点,即努力争取避免贸易战,同时坚定面对相关挑战。”默克尔与李克强共同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表示,贸易战冲击所有国家,损害各国利益。“德方愿同中方一道,发出共同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欧盟同时发起贸易战,但中欧的合作不会局限于危机应对,更可能是双边关系整体上的转型升级。在“特朗普冲击”出现之前,欧盟对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在合作者与挑战者之间摇摆,甚至更倾向于挑战者的认定。特朗普对国际规则的挑战,让中国这个“挑战者”角色相形见绌。对于欧盟来说,中欧合作很可能成为一种“战略特需”。?  前景可期  为什么可能成为“战略特需”?目前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全球化如何走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欧洲与美国的根本分歧,恰好就是与中国的最大共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康斯坦泽·施特珍慕勒今年2月撰文称,对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态度上的对立,跟此前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分歧不同,而是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性质上的根本分歧。“这是可能导致美国与欧洲渐行渐远的楔子。”  根据施特珍慕勒的分析,“美国例外主义”是切实存在的。在她看来,世界大国中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天然屏障、战略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研发创新能力、人口再生能力等诸多优势,有底气威胁甚至践行与世界秩序脱钩但仍能确保自给自足,那就是美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让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下“沉睡”多年的“例外主义”苏醒,并将其视为战略筹码。  这样的“苏醒”让欧盟后怕,因为美国的“例外优势”正是欧洲的“脆弱天性”。理论上说, 美国可以退回到美洲大陆,但欧洲无路可退。碎片化的欧洲政治版图,重回国境需要军队把守的时代,即便不是噩梦,也是不可想象。对全球化的支持,是欧盟内部一体化的逻辑延伸。反之,全球化进程受阻,欧盟一体化也会承压。  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阶段,依然需要全球化来赋能,而欧洲是必须争取的对象。与美国一样,欧洲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也对中国有抱怨。担心美欧在这些问题上联手对付中国也属正常。但更可能的结果是,中欧之间解决这些问题,要比跟美国更顺畅也更快。7月16日至17日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中欧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极大,至少是部分突破。  原因何在?往大处说,中欧与中美战略疑虑的程度上不在一个层面。虽然中国努力弱化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但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在亚太存在战略竞争是事实,但美国的做法却在强化双方的战略疑虑。欧盟虽然对中国崛起也有疑虑,但欧盟国家在亚太既没有政治军事同盟,也没想着要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导系统。地缘政治上没有根本性冲突,战略疑虑就存在管控的可能性。  战略疑虑的程度不一样,妥协或让步的风险和收益就不一样,结果就是政策的灵活性不一样。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只会让中国在对美妥协或让步上更为谨慎。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中德双方同意宝马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持股超过50%,巴斯夫集团将在广东湛江建重化工厂。李克强称这些都是外企在中国的“第一例”。中国把这些“第一”给予欧盟国家而不是美国并非巧合。今后欧盟国家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第一”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从中国的崛起中,美国看到的是大国战略竞争,欧盟看到的是世界格局变化。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6月底访华时对媒体说:“我确实感觉到我们在取得进展,中国和欧盟都相信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和欧盟都认可用协商、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和矛盾。在对华政策上,欧美“道不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罗马尼亚亚太研究中心学者安德烈·朗古,在2017年8月的一篇题为《新的2:中国和欧盟?》的文章中称,中国与欧盟有了一个建立“中欧2”框架的机会。他从国际现状、中欧合作空间和战略信任水平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为何“中欧2”比当年的“中美2”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在他看来,“中欧2”框架能否形成,主要取决于中欧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欧洲安全问题研究所学者尼古拉·卡萨利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欧盟与美国分歧越来越大,可能意味着全球政治中新的“中欧轴心”的开始。不过卡萨利尼认为,这个轴心可能更多的是“权宜婚姻”而非牢固伙伴,能否持久那要看英国脱欧与美国政策的动态变化。“中欧2”“中欧轴心”或许还很远,但中欧更紧密的合作绝对可期。?  不为干扰所困  李克强总理这次欧洲之行,在行程安排上有一个细节,他是在参加完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后,从索菲亚直飞德国柏林。有分析称,这样的行程安排表明,中国注意到并在有意打消欧盟的政策疑虑。在中国的对欧外交中,中东欧长期以来都是一块短板。2012年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以来,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也引发了布鲁塞尔的疑虑。  “中国正在分化欧盟”,这样的声音在欧盟国家中有一定的市场。德国前外长齐格玛·加布里尔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推行统一的对华战略,那么中国将成功地分化欧盟。”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要求中国遵循“一个欧洲”原则。路透社7月4日的一篇报道提到,今年年初一个由德国和法国外交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劝匈牙利与中国保持距离,但遭到了拒绝。  今年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媒体说:“‘16+1合作’给中东欧国家和整个欧洲大陆都带来了极大利益。完全可以说,这个合作是一个真正符合欧盟和欧洲利益的平台。”这次会议的东道国保加利亚的总理鲍里索夫也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会帮助一些发展较慢的国家加快发展进程,追上其他欧洲国家的脚步。”“我们合作项目的开展也有利于欧盟发展。‘16+1合作’绝非要分化欧洲,恰恰相反,而是要加强欧洲。”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学者汉斯·毛尔在《欧盟政治: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指出,中国能推行统一的对欧政策,但欧盟却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使欧盟在中欧外交中天然处于弱势。但事实的另一面是,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也给中国造成了困扰。合作顺畅时,欧盟国家倾向于走双边渠道。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更愿意将其上升到欧盟层面,让中国面临一个庞大的欧盟。最近布鲁塞尔正在考虑制定覆盖欧盟的投资审查机制,中国没有理由不担忧。  不过,这种不对称的存在,不太可能对中欧关系转型升级造成实质上的冲击。冲击更可能来自美国,布鲁塞尔是否愿意或者能否顶住特朗普政府联手施压中国的要求,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会更大。  李克强总理7月9日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德签署技术合作协定40周年。“中国先哲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意思是一个人年过四十,思想更加成熟,处事更加稳健,不为外界干扰因素所困,不为各种杂音所惑。”这话也适用于整个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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